追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名医李大钧
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 尽管已经去世将近两年,很多人仍然觉得李大钧还在,仍然坐在沧州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诊室里,和前来求医的患者轻声慢语。 过了中午或者下午下班的时间,在血液内科工作34年的护士刘荣英有时会突然担心:一些粗心的护工,会不会又把还在加班的老主任锁在诊室里? 年轻的血液一科主任王娟,有时还会“看到”老师的身影:认真地翻看病例,指出一些不足,然后轻轻地推到她的面前。 院长温秀玲常常会落下眼泪,有着30多年党龄的李大钧退休多年后临危受命,以近70岁多病之躯重掌血液内科,拯救这一因正副主任同时离职,出现人才断档的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 “百年医院擎天柱,一代名师菩提心。”李大钧离世时高悬的这幅挽联,他必定是不肯接受的,他一生淡泊名利,悬壶济世,留下的唯大医精诚,闪耀的是党性光辉。出身大城市富足家庭,投身偏远小城医学建设,李大钧一生坚守,体现了共产党人服从组织的优秀党性 李大钧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疗专家,是沧州血液病专业的创始人,他潜心研究医术,提升学科水平,救治病患无数,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天津一家大医院就想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他。天津是他的原籍,他是家中独子,回津正有落叶归根之意;两个孩子在天津发展,医院答应给他在沧州的三子和儿媳安排工作,回津也有举家团圆之意;这家大医院无论医疗设备还是科研条件等方面,都优于市中心医院,回津对他的专业发展无疑也会有更大帮助。但他始终没有同意。 他的三子李江不理解,李大钧告诉孩子:“你们这个年龄段,理解不了我们对沧州的感情。” 李大钧自幼家境优越,父母在天津开办银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这样的家庭很容易产生纨绔子弟,但李大钧不是那样。“我很小的时候,奶奶曾跟我讲,父亲从小刻苦、敦厚,凡事不用家人操心。”李江说。 上世纪60年代,李大钧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分配到沧州地区医院(市中心医院前身)工作。他潜心医学,利用简陋的条件学习、实践,虚心向老大夫和同事请教,打下深厚的普通内科理论与实践功底。在专业的甄选上,李大钧有一个标准:老百姓最担心什么,什么病最难医治,就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方向。 经过调查,他发现血液病多是顽症,然而受当时医疗条件所限,许多沧州患者得不到妥善的诊断与治疗,而被怀疑为血液病的患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时间和人力去外地寻医。李大钧想,能不能建立一个沧州人自己的血液内科? 这一想,就是一辈子。 李大钧给人的印象是慢条斯理,稳重无争,而在业务上却追高望远,始终站在尖端,体现了共产党人把事业视为最高追求的执着信念 李大钧想做一件事,那是一定要做成的。当时医院还是“大内科”,并没有细分专业,白手起家建立血液内科,谈何容易?而他竟一步一步做了起来。 在提出开创血液病学科不久,他就开展了祖籍河北省人异常血红蛋白调查研究,填补了省内空白。接着,他又开展了胎肝细胞悬液治疗骨髓异常综合征的研究。通过100余例次疗效观察,成果得到国内诸多著名专家肯定。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大钧又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自体骨髓及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研究。开展这一项目,面临重重难题,最主要的是技术和资金。技术可以想办法去学习和攻克,资金却是一个“拦路虎”,所需要的血细胞分离机、深低温冷冻设备及其他配套设备共需60多万元。这在当时,可说是天文数字,尚处计划经济时期的医院无法提供资金,而对一个临床科室,找到这笔资金无疑更是难上加难。李大钧想出一个办法:借款! 张口求借,这对李大钧是一个挑战。三儿媳张永菊说,自从过了门儿,就没见过公公为了个人的事求人找关系。李江下岗待业的时候,一位患者表示可以代为安排工作,李大钧也从没找过人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会舍下脸面找并不很熟的人张口借钱?” 可李大钧真去找人借了。他和助手们一次次登门求助,说了几车“软话”,终于和几家企业签订了65万元借款协议。在与供货方代理商讨价还价时,一向不善言谈的李大钧与对方从晚八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代理商被他执著的敬业精神和诚心所感动,主动向公司总部提出特批申请,以国内前所未有的最低价格达成供货协议。 这台血细胞分离机,是当时全国医院引进临床的第八台,也是地市级医院投入应用的第一台!拥有了关键设备,血液内科学科发展和医疗服务水平迅速提升。1992年完成全省第一例骨髓移植,1996年完成全省第一例干细胞移植……处在学科发展前端的先进医疗技术成功救治了许多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及乳腺癌等恶性肿瘤患者。 李大钧一生“高而不远”,平易近人,对病患如亲友,敬同事如师友,待学生如家人,体现了共产党人与群众血浓于水的真实情感 在李江很小的时候,记得家里有许多亲戚,这县的,那县的,还经常走动,叫惯了“叔叔”“伯伯”。长大了他知道原来家在天津,就疑惑沧州哪来这么多亲戚? 母亲李曰美笑着告诉他:“那都是你爸的老病号!” “亲戚”可都是看衣装便知“老土”的穷亲戚,有时拎一篮窝头,有时扛一袋馒头,李大钧非常高兴。他曾把敲门送礼的许多人推出门外,可这些穷亲戚的“心意”,他都留了下来。 “爸妈说,那些东西要是不收,老乡亲心里会难受。”李江说。 已经退休的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原主任韩立宪,和李大钧同事多年,老主任出诊时对病人和蔼可亲的样子在她眼前清晰如昨。“那时候穷啊,一些病人身上挺脏,甚至能看到虱子在爬,年轻的大夫都胆小,李主任却仿佛视而不见,用手摸患者的肝脾毫不避讳。” 每次查房,李大钧都叮嘱大家要提前把手搓热,不能用凉手接触患者;听诊器在使用前要先用手握一下,在脸颊或身上焐热了再用……这些习惯,如今的血液内科仍在传承。 “老师口袋里经常没有余钱。因为到病房里转转,看哪位患者家境贫困,就会拿出钱来,叫他们看着能买点啥东西。他一生没开过大处方,没收过一次红包,没接受过患者一次宴请,这就是医者的操守和良心。”王娟现在已能平静地说出老师的过去。 当2005年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同时离职时,她只有32岁,医院让她主持科室工作,她压力巨大。“临床已招架无力了,还要组织写论文,做科研课题。那年正赶上省级重点发展学科新一轮评审,如果没有过硬的科研成果,这块牌子就保不住了。”直到李大钧再次出任血液内科主任,王娟才有了主心骨。 同为李大钧学生的血液二科主任苏国宏说,当时年轻医生们对于科研立项申请等一无所知,老师对这些不是越俎代庖,而是指导年轻医生具体完成。他鼓励同事撰写科研论文,自己立题,自己完成,只督促不帮忙,到最后修改的时候才提出完善意见。“现在回想,老主任再次回到血液内科,表面上虽然安然,可多病缠身仍在坚持,他的内心是有着紧迫感的,他看到了学科发展的隐忧,他要把科里的人才队伍尽快带起来。”苏国宏说。 很多年轻医生“害怕”李大钧,每逢周一大查房,都要提前加班,把自己负责的患者情况细细记在心里,以应对李大钧严细的提问。李大钧不主张过多依赖仪器诊断,而是与患者耐心细致交流。特别对每个重症患者,他都随时记录病情,查房或审看相关检查结果时认真比对,再提出科学诊治方案。 李大钧直到73岁还在出诊,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因为语声轻缓,他的诊室格外安静,以至于过了下班时间,依然还有被新来的护工不经意锁在诊室的记录。 2012年因老伴患病卧床不起,加之自己耳背得厉害,李大钧终于离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医疗岗位。而此时的血液内科,已发展为两个科室,有着90张病床、5个临床实验室和4个层流病房,在全省乃至全国业界享有盛誉。科室人才济济,再也不会因为几人调岗而致学科发展受阻。 李大钧德高望重,但从未因“名”谋私,心中那面鲜红的党旗没有沾染一丝灰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廉洁和操守 李大钧不重功名,但荣誉还是接踵而来。在带领血液内科攀上一个又一个医学顶峰的同时,早在1989年、1993年两次被评为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89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知识分子称号;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连续五年被市委、市政府记功、记大功奖励,当选河北省第四、第五届党代会代表……对于这些,他从不向人提起。 前些年,医院授予李大钧一块“为人师表、医德楷模”的奖牌,要求年轻人向他学习,重德修廉。可李大钧甚至没有上台领奖,他认为这些都是医者理应恪守之道,功名反而是身外之物了。 他从不贪求“额外”的收益。老伴病后,医院送来一张病床——按他的贡献这实在不算什么,但他坚持退了回去。李大钧病重住院时,医院多给他拿来几个尿垫他都不收,一些“特殊照顾”全部婉拒。2015年1月8日,李大钧因病离世。“这位老人一辈子没沾医院的光。”温秀玲说起来就扑簌簌地落泪。 李大钧的葬礼,一如他的为人,一切至简。遵从他的遗愿,就连很多生前熟识的亲友,儿女们都没有告知。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们不远千里赶来。当时身在台北的一位学生,委托他的父亲前来,说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他的父亲80多岁,不顾李大钧儿女劝说,执意来到现场。 市民刘恩洪患有慢性血液病30多年,一直是李大钧为她诊治。“每当有刮风降温天气,李大夫就会打电话叮嘱我多加衣服,别感冒了。”由于刘恩洪心脏不好,家人一直没有把李大钧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但老人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我看着报纸,眼泪就流了下来……” 斯人不再,风骨长存。李大钧晚年因病逐渐失忆、失语、失用……离开诊室的前两年,他最常去的是居所北阳台,透过窗户静静地看血液内科病房的灯光。后期病重的时候,连子女都不认得,经常会走失,家人急得到处找。前两次是医院保安从血液内科给送了回来,再后来,家人就直接去那里找,在宽敞明亮、人流涌动的一楼大厅,总能看到老人高而瘦的身影。每当此时,医院值班人员和李江夫妻都难以自抑。老人最后一点潜存的记忆,仍然是在血液内科的这段时光。 沧州日报 记者 哈聪杰 杨立峰 屈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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