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

　　北宋天才青年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巨作、碧翠相间、蓝绿辉映辉煌的《千里江山图》马上就要隆重登场，同时一起出场的还有以这件作品为中心历代青绿山水画。王希孟最近在网上的火爆程度，几乎要赶上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荷兰画家伦勃朗了。我怎么看这件作品？直接了当地回答吧：明末清初贵为保和殿大学士、大藏家梁清标在明末清初战乱和社会动荡之际、通过把握住了大量书画作品从明代藏家中流出、损坏之际，奇迹般地将一些过手的书画残片，或信息不完整的作品以自己傲世的书画知识加以拼接组合。同时利用他的高官同僚的口传播出他所杜撰演绎的一个励志青年画家的故事。最后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化碎片在人们对自己的文化生存的渴望和期冀之下，被坦然地接受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代言。

　　本文采用福尔摩斯的手法：寻找揭示真相的证据、以讨论文化辉煌呈现背后的因素。这件作品传奇般地在乾隆之后的美术史上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却又迷一样隐身在辉煌炫目的光彩之下令人无法直视其真面目。也由于第一手材料的乏馈更令学者专家苦思悯想却始终琢磨不透这件高达51.5公分宽，横跨1191.5公分长、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巨幅作品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谁画的？为谁画的？出于什么动机画的？研究这件作品的学者本来就不多，而他们的观点又各自独立互不协调。面对迷一样的作品，本大展所承载的文化历史意义必然是多元的、也是回望历史、担负责任的需要。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格外感激所有研究此作的学者，尽管我的结论与他们有的很大的差异，但由于起步于他们的先驱之路，才有了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由于笔者查阅、发现、论证了许多以往没有用过或讨论过的材料，因此本文将直接叩问画面本身，从画中找到答案、而不是以各种文献把作品团团围住，产生更多的迷障。

　　本研究一共有三部分，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

　　1、从作品本身探寻答案并对照文献考察成画的过程。

　　2、通过对作品图像密码的分析，揭示出作品题材内容。

　　3、通过对这件作品的叩问研究乾隆皇帝的文化政策。

　　　一、众说纷纭、迷雾重重

　　巡礼当代学者对这件作品的研究所达到的成就可知：最早在20世纪出版这件作品的是《中国画报》1957年第六期；傅熙年和杨新最早撰文并同时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二期。傅文关注这件作品并将之与传为张择端的《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比较和分析之后总结出作品中的建筑特点的重要性后指出，“《千里江山图卷》画的是江南水乡之景，是创作而不是写生，加以当时画家只有十八岁，不可能有很多的经历见闻，所以画中所表现的除本人所体验者外，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前人作品中吸收过来或受师友启发而来者。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既然不是专门描绘某一特定地点，而是泛写江南，画中在某些方面会夹杂有一定的想像成分；既然会吸收前人之作，画中就会有较早一些时候的情况，所以不能把它和写实作品同等看待，把所画内容一一信以为真，也不能用它做为判定时代的严格依据。”[1]在傅先生这一段严谨的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是指出这不是一件描绘实景的作品，而可能是借用了前人留下的素材甚至有可能根据想象的描述而创作的作品，因此既不能到现实中寻找相对应的实景，更不能以作品中的建筑来作为断代依据。无独有偶，故宫博物院网站对这件作品的介绍文章也强调了“从此卷所描绘的景物看，系以南方清丽秀润的山水为主体，在部分山峦的表现上加进了一些北方山水的特征，可谓集南北山水于一体的精心之作。”(马季戈执笔)。

　　完全不同于上述两个学者的观点则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余辉，他认为这件作品“的师承直接来自徽宗的写实观念。”据说余先生在最近一个未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更为具体地将这些地方一一列了出来。[2]学者们对作品所描绘的是否真实景观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对这个图卷的成画缘由也各执一端。杨新认为这件作品描绘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余先生认为这件作品是徽宗皇帝的“丰亨豫大”美学观的具体体现，傅先生则认为是一张非写实、以想象和古代材料为依据的创作作品。[3]高居翰在他出版在1980年的《中国古画索引》中沿用了傅熙年与杨新对这件作品和作者的说法，并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宋代绘画真迹。[4]研读了众多学者的观点、再对这件作品的物质状态做了详细考证后，感到这些学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讨论空间；下文将分别探讨。

　　　二、希孟并不姓王

　　王希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人，但他并不一定姓王。究竟姓什么？谁也不知道。王希孟的名字从未在画面上、也没在画跋上出现过，除了《石渠宝笈》初编中记录了这件作品是王希孟所做之外，正如杨新的文章根据卷中北宋蔡京的和元朝李溥光的跋文，细致地梳理后指出，《千里江山图》的作者按蔡京写于1114年的跋文看提到的画家名叫希孟，但是到清朝初年，也就是五百多年之后，却突然由宋荦在《论画绝句》中提到他在梁清标手中见的这件作品的作者是王希孟。[5]最近火爆推广的《千里江山》大展宣传文章却重述了这一问题：“据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在其‘关于《千里江山图》一文中所述，《千里江山图》并无作者款印。仅从卷后隔水黄绫上蔡京的题跋中才知道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孟。清初梁清标的标签上及宋荦的《论画绝句》中才提出希孟姓“ 王” 。 宋诗说： “ 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 附注云： “ 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 ”[6]

　　可见杨新明确地感到梁清标的文献决不足以支持“希孟”就是王希孟的说法：“宋荦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这一卷《千里江山图》而写下的诗句和附注的，但梁氏、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从何得知希孟姓王，又何知‘未几死，年二十余’”。遗憾的是杨新不但没有将问题继续追问下去，却决定将错就错：“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三条有关希孟的生平资料，这里暂从梁宋说法。”[7]在此我必须申明的是杨新暂从梁宋的说法不是学术不严谨，而是在他没有更权威的材料之前，只能暂从《石渠宝笈》的说法。傅熙年在接受《石渠宝笈》的记录中所认定的“王”姓要比杨新更直接：“画本身无款，据后隔水上蔡京题字，可知王希孟是画院学生，年十八岁，经过徽宗赵信指点，有了进步，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画成此画，赵佶很赞赏，把它赐给蔡京。蔡京题于政和三年(1113年)，则此图当在此年画成，是有确切的作者和作画年代， 并且画得极出色的作品，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8]傅熙年以率性的手法解决了杨新的犹豫未决，并为后来的学者铺垫了基础。

　　余辉则在他的题为“丹青不负少年头——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赏析”一文中不再考虑杨新提出的问题，而是如同傅熙年一样完全接受了《石渠宝笈》权威、并更为肯定地说明“王希孟曾经是这个画学中的一员学徒，长卷《千里江山图》是他存世的唯一之作。”继而，余辉将蔡京、李溥光和梁清标的三个对作品和作者的记载梳理成为一个简洁的画家传记故事：由于没有在艺术上的到徽宗的认可，“为了改变命运，他[王希孟]只有屡屡作画呈献，引起徽宗的关注。徽宗见王希孟如此执着且有慧根，乃可造就之材，于是亲自教授。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闰四月之前，十八岁的王希孟力戒欠工致之弊，精心绘成了该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绘成如此高头大卷，可见用功之勤；采用如此超大的尺幅，也是为了迎合徽宗‘丰亨豫大’的享受要求。小画家满怀的欲求化作丈余丹青，尽在不言之中。宋徽宗收到该图后，颇为嘉许，将此图赏赐给了蔡京。于是才有了蔡京的题跋，使今人得知王希孟极为简略的身世。不幸的是，很可能是王希孟劳累过度或体质羸弱等原因，二十岁时就夭亡了，可谓画坛一大憾事。”至此，关于王希孟的讨论应该不再有争议了。

　　但是当我细读该图卷尾的刚刚复职尚书左丞相右仆射蔡京的跋文后感到不但杨新的问题来了而且还有更多问题浮现出来。为了在此大展期间对这件古今之谜的作品和历史本身负责，本文从杨新提出的问题谈起：

　　“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关键词：王之希，国宝